面對美國高關稅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和經濟金融風險，各國在制定和實現本國貨幣政策目標的同時，如何兼顧全球金融體系穩定，共同為全球經濟增長營造有利的貨幣金融環境？在此間舉行的2025陸家嘴論壇上，來自中國、英國、意大利、新加坡、匈牙利等國的資深央行官員和業內專家就此展開了熱烈討論與交流。

與會嘉賓認為，加強各國貨幣政策協調有助于應對美國關稅沖擊和維護全球金融穩定，但由于各國經濟周期和國情不同，在實操層面還有很多研究論證工作要做，還需取得更大共識。此外，隨著美元信用削弱，多元化將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未來發展的方向。

美國關稅政策引發全球經濟金融風險

“美國政府大幅提高針對世界各地關稅的政策，已對世界經濟秩序造成重大沖擊和損害，”意大利經濟與財政部原部長喬瓦尼·特里亞（Giovanni Tria）說，美國關稅政策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混亂直接影響到所有經濟體，令各地投資和消費決策陷入停滯，加劇了全球金融市場和匯率波動，也增加了金融穩定甚至金融危機風險。

特里亞指出，美國政府的關稅政策沒有辦法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也不能把制造業就業機會帶回美國，反而會削弱投資者對美元和美國國債穩定性的信心，甚至公眾對美國法律體系的信心也在下降。他認為，全球經濟秩序正迎來關鍵轉折點，美國政府的新保護主義舉措，可能會顛覆性改變整個游戲規則。

特里亞表示，一旦大家對美元和美債的信心開始動搖，投資者可能會開始撤出美元相關資產配置，推動美國利率大幅上升，并引發全球股債匯市波動，金融不穩定可能會迅速向全球擴散，新興市場也會受到沖擊。

匈牙利國家銀行行長沃爾高（Mihály Varga）表示，美國關稅政策不確定性已引發金融市場波動，近幾個月已看到一些傳統安全的資產也面臨壓力。他指出，央行政策制定者必須非常關注中期目標，而不僅僅是短期目標，評估好關稅等外部沖擊會否對國內經濟造成持久影響，同時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確保金融市場穩定運行，并穩定投資者預期。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長梁新松指出，美國所謂“對等關稅”政策從根本上削弱了支撐跨境貿易的全球多邊貿易體系，造成了廣泛的不確定性，削弱了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他表示，關稅政策不確定性可能會導致企業和家庭推遲重大投資消費決策，并可能導致全球貿易格局重構，進而會對各國宏觀經濟產生影響。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表示，地緣政治變化和關稅上升等因素使得國際產業鏈和價值鏈受到損害，交易成本上升，對國際經濟造成不利影響，這可能會使得各國貨幣政策進一步分化。

全球貨幣政策協調“說易行難”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看來，如果各國貨幣政策加強協調，可更好應對關稅沖擊，為市場參與者帶來更理性的預期，特別是如果二十國集團（G20）能設立貨幣政策部門應對風險，可以發揮更大作用。為此，他建議各國要積極協調貨幣政策，共同維護整個金融體系穩定，這樣才能有更好的貨幣金融環境來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梁新松指出，由于各國經濟周期、國家優先事項存在差異，不同經濟體之間要協調貨幣政策并不容易，特別是在當前環境下更具挑戰性。他建議各國采取合適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降低美國關稅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并盡可能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系。對新加坡這樣的中小開放型經濟體而言，這意味著要進一步加強區域之間的聯系，包括加強亞洲內部和亞洲以外地區之間的聯系。

沃爾高強調，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并不意味著各國貨幣政策要保持一致，但各國央行需做好準備，防范跨境資金流動和全球金融市場波動的溢出影響傳導到國內，妨礙國內物價穩定目標的實現。他指出，確保國內物價穩定和通脹預期穩定非常重要，這樣可以給予央行更大的靈活性來調整政策應對經濟狀況。此外，在當前不確定性上升和危機頻發的時代，主要央行通過貨幣互換協議等政策工具為市場提供充足流動性也顯得尤為重要。

倫敦金融城政府政策與資源委員會主席克里斯托弗·海沃德（Christopher Hayward）表示，G2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清算銀行（BIS）等多邊機構和平臺在加強貨幣政策協調方面已發揮重要作用，但還需采取更多措施，包括進一步加強信息共享和對話、避免系統性風險、提高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等。

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指出，本世紀以來，全球貨幣政策協調的必要性逐步上升，一方面，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展，全球經濟周期和宏觀狀況上趨同的現象越來越多；另一方面，經濟大國的貨幣政策和宏觀狀況有溢出效應，會對其他國家造成影響，有時會通過危機進行傳導。為此，發展中國家要求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儲備貨幣發行當局考慮其貨幣政策的全球性影響，如果出現危機，大家應該協調應對。

但當前全球貨幣政策協調處于“三無狀態”，周小川總結道，一是沒有一個機構負責這件事；二是沒有工具，沒有可使用的貨幣；三是沒有共識，雖然討論中有一定程度的共識讓IMF發揮作用，但美國有一票否決權。

周小川表示，按現狀來看，IMF負責一些匯率和國際收支方面的協調，但從正式職責定義上，IMF沒有全球央行的角色，也沒有全球性貨幣政策協調的角色。為此，還需要做很多研究、論證、溝通工作，看能不能取得更大的共識。

邁向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

在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持續攀升、貿易保護主義沖擊全球經濟秩序的背景下，美元信用正面臨系統性削弱。與會嘉賓認為，隨著人民幣、歐元等貨幣的國際化進程不斷推進，多元化將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未來發展的方向。

王信認為，未來美元的地位很大程度上一方面取決于美國經濟、美國政策，目前市場上對美元的信心已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也取決于其他主要貨幣和其他主要貨幣發行國的各方面發展。“總體來講，如果從過于依賴美元的體制走向幾個主要貨幣互相競爭，對主要貨幣發行國的政策有某種約束和激勵，應該是一個更好的改進。”

“我們要鼓勵開發出替代性貨幣的支撐點，這是我們特別關注中國的原因，歐洲也要考慮自身戰略脆弱性，降低對美元的依賴，”特里亞建議歐洲國家打造深度、一體化的資本市場，發行統一的歐元債務工具，成為可與美債相媲美的安全資產，提升歐元的國際地位。

“對全球貨幣體系來說，我們必須要走向一個多元化的體系，由幾個主要貨幣扮演角色，”特里亞提議可由IMF組織成立一個平臺，基于全球央行數字貨幣（CBDC）發行超主權貨幣。他認為，相對穩定幣而言，央行數字貨幣是更好的選擇。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在論壇上也談到了對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思考。在他看來，國際主導貨幣具有全球公共品的屬性，由一國主權貨幣來承擔，與生俱來就存在一些內在的不穩定問題。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可能繼續朝著少數幾個主權貨幣并存、相互競爭、相互制衡的格局演進。